摘要:既往的增长已经不可为继,即使被称作“奇迹”。这当然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经历严重困苦。但这个转变,毋庸置疑的是,其前提与结果都是政府权力的松弛,比如民间拥有更巨大的财富与资本,再比如,当外汇不为或不必为政府所控制,或者再比如,政府不得不更严重地面对社会就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安危时,又会有什么不期的到来呢!
由经济增长数据来看既往势态的终结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说甚盛,传约在2035年左右,甚至联合国及其他众多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机构将不得不移驻北京或上海办公。这当然有万国来朝的情愿,也不乏世人对中国持续发展的惊叹。西方经济发展速度,3~4%就算得很是可以了;中国的速度呢?过去有说法是,低于8%,就陷于就业困境,而高于10%则与“过热”蹭火。
一段年份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总是超过10%,说是过热吧,坚持下来,似乎并无大碍。尤其这几年,GDP高于10%,加工出口高于20%,财政税收晃在30%的速度。而两年多来,通胀势态强劲,由生活品开始,现在已经步入工业品领域。有人归结为因美元贬值而成的“输入型通胀”;亦有言称是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的阴谋,尤其是发生贸易摩擦时。
对未来的预期,当然是基于对既往的经济数值分析,也当然出自对既有势头的推断。尤其纯估量GDP的增长,2035年将达到350多万亿人民币,即使按照6:1的汇率也几近60万亿美元的总规模,人均GDP将达4.5万美元。这样的数值当然令人振奋,但麻烦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用今天的财富概念,来理解那时的财富结构会是如何。
但远未到达2035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就遭遇不可理解的悖论了,如果人们相信GDP增长是既有条件结果的话。如前所述,加工贸易增长速度高于20%,则在2018年与GDP相等,这意味着国产物品要100%出口;或者在2015年左右,政府财政收入开始超过GDP,也就是国民的全部劳动都要给政府税费拿走,国民工资等于零,收入全部由福利或救济给付。
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基于既有的增长方式,抵达2035年的景色更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远在2015年之前,即使外汇结存按20%增长,在2012年左右,为购买外汇而累计发行的本币就等于人民银行投放的货币总量。由此,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即使美元不贬值,没有“输入型通胀”,本币也会溃烂得一塌糊涂,基本丧失流通和储存信用。
近两年多来,美元相对其他国际主要货币是贬值的,其实国际其他主要货币也或多或少做了贬值,而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并未能抵消于美元的贬值,所以,升值了的人民币其实还是相应贬值了。这样,不仅以更多的货物换回了等量的美元,也以等量的美元购买到更少的货物。这样的叙述听起来混乱,全在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原理遇到了麻烦。
迄今的增长并非是中国独辟的蹊径,不过是重复日本和韩国为典型的东亚模式,即出口促进方式的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是一个重大标志,即:这种增长方式只能是权宜的策略,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有效,在已有的国际贸易准则内,不可以做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因为,外汇管制不仅是对国际自由贸易的不公,最终也导致对本国经济的伤害。
以策略而论,外向型发展方式好处多多,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国内需求低下对供给的制约,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有效的就业需求,尤其是为农村劳动力做就转移的契机,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对中国而言,恰恰赶上《广场协议》对日本发展模式的改变,使得中国家电制造业抓住了打入国际竞争的机会。
二战前日本的城市化和产业化就已经达到可观状态,自1965年至1085年,事实上乃至30年的过程,日本彻底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且农业的社会化和规模式产业化也达到极致。但极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使得日本故有惯性尾大不掉,经济长期低迷在徘徊之中。这一方面发自痼疾深重,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后面追来的迫压而不得喘息之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发展战略的动议,听起来有十多年了。极不情愿调整汇率的姿态说明,政策制定者依旧依恋惯有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并对模式变动带来的困难极度畏惧;高速增长的税收状态还要持续,说明政策制定者依然愿意固守国家投资的发展模式,强化国有资产和垄断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信赖投资型促进,抑制内需型的发展。
财政税收增速必定要降低下来,因为其不可违背数值逻辑。财政收入能力被限制,一方面制约政府的投资能力,而同时又意味着财富必须向民间集约,即使不能有效提高国民收入,但必然限制乃至冲击政府的经济垄断,同时也必须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领域与发展机会,这样相当一段时期内坚持的发展模式必将背弃。
外向型发展模式必将寿终,外汇管制与汇率控制也必然正寝。当下的外汇顺差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已经是负效应的,而为了减少顺差不得被迫不大量购买国外物品已经是政府不堪的重负。降低美元价格,由民间自发进口并享用国外物品与服务,已经是可瞭望的未来。而由此,中国已有的产业状态必然重构,既有痛心的付出,也一定有着开心的收获。
这样,每年高达10%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影响。以往以8%的增长率来保证就业需求的谋略,实际上是投资推动发展方式的产物。内需型的第三和第四产业,人均资本密集度远不需高强度的资本投入,且以供需相互耦合为状态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更健康,效用更环保,发展更持续。而相之与行的就业形态和职业分类也一定会更斑杂,更多彩。
前述的数值确切告诉说,既往的增长已经不可为继,即使被称作“奇迹”。这当然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经历严重困苦。但这个转变,毋庸置疑的是,其前提与结果都是政府权力的松弛,比如民间拥有更巨大的财富与资本,再比如,当外汇不为或不必为政府所控制,或者再比如,政府不得不更严重地面对社会就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安危时,又会有什么不期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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