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惮以最滥来评估高官的智商

不惮以最滥来评估高官的智商


央行行长周小川周作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开篇即称“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什么是周行长指称的“国际储备货币”呢？其文中有解：“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显然，周小川行长所言的“储备货币”并非“定价货币”，亦并非“贸易结算货币”，虽然当下的美元等国际硬通货即是“储备货币”，也同时是“定价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

“储备”不过是货币的其中一项功能而已，但自人类各个部族发明或发现货币以来，从来没有制造过只有单一“储备”功能的货币，而且，货币首当其冲的功能就是流通，只有流通起来的货币，才能给商品标价；在给商品标价的同时，也反射出货币自己的价格。正是为着正在和未来的流通，货币才有了“储备”的功能，而更根本的是，“储备”的同时即在“流通”，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收储存款就是为着发放贷款。我以为这足以说，世间没有不流通的货币，这也是之所以称货币为“通货”而不是“储货”的缘由。

“欧元”的发行和管制就是“超主权”且真实流通的多国货币，为“欧元区”所有各国提供统一制式的货币储备的同时，作为开放的货币体系，与其各自的主权国的货币意志相脱离，欧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欧元充分符合周小川行长的指望，而乖张的是，即使欧元区已经是中国第一位的贸易体，作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就是没能把中国的外汇余存用欧元结存。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欧元的流动性令周小川行长胆力不爽，区域的和世界内的流动性。

以1973年美国彻底放弃“金本位”为标志，国际硬通货本币国的货币当局，其发放货币的依据就是，也只能是，以物价反应的货币需求为原则。如前所言，若某一货币不处于流通，不仅不可知货币的价格，同时，也不可知货币的需求总量。反之，只要货币进入流通，就必然同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之间发生比价和兑换，就必然发生金融信贷，当然也就必然出现通缩或通胀以及汇兑的升值与贬值，在国际金融近乎一体化的今天，也就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被传染上会恶性发作的病毒。

此次金融海啸的事实证明，只要货币足够开放，只要有国际化经营的银行和金融企业，不良信用的病毒能毫无阻挡地透析过不同货币的池壁，无论是美元还是欧元，还是日元、英镑等等，都在劫难逃地陷入困境。此次金融海啸证明的另一个事实是，流通衰竭和储蓄贬抑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无论这枚硬币是美金还是欧元，统统一样。此次人民币情形之所以稳定，并非是自己独善其身地经营优良，最根本在于其强制管制下的非国际流通货币。而一年前中国通胀之烈，之忧，和周小川行长的低能有极大关系。

周小川行长用“特别提款权”（SDR）来出示自己的主张。通览其文字，他似乎注意到了“权”和“货币”之间的差异，而对“特别”无察。解释“特别提款权”太冗杂，若就术语“提款”的词义绝非“储款”即可明白，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特别提款权”，是国际间的“货币储备”，而并非“储备货币”，用于会员国出现贸易逆差时应付到期外币债务的救助，而绝非是国际货币的大佬们保值和增值的钱柜。以美元计，自1969年以来，“特别提款权”对自己已经贬值了50%以上。

将“特别提款权”称作“纸黄金”，很似是而非。1969年黄金每盎司的价格是35单位“特别提款权”，而今天的价格，怎么也在600单位左右，也就是，若以黄金计，今天一个单位的“特别提款权”约等于本原时0.059单位。按照IMF自己公布的数据，它是国际第三大黄金持有者，以其资金能力总规模论，能保得“特别提款权”贬值少许慢些，是在其黄金拥有量。而黄金曾经是世界通行的货币，而今天除民间消费外退出了流通，虽然依旧能用作储备，但肯定的是，专用于储备的黄金已不再是货币。

回到词语学，货币之所以是“通货”而不是“储货”，极大程度是古人曾将之比之为“泉”，涌涌流动的意思，当然也是通代一切的意思。但人类历史未必一贯如此，“重商主义”看中的就是贵金属的“储”，而亚当斯密揭示的恰恰就在于其“通”，国民财富因货币快畅地通行天下而日益增加，而并非在于追求通货自身的“增值”或“保值”。凯恩斯试图建立仅仅维护自身保值的世界货币“Bancor”，不过证明他自己是一个“重商主义”的遗少，难怪人们将“凯恩斯主义”常常称作“新重商主义”。

古典“重商主义”基于金银等贵金属的自然稀缺性，如还算得发自智力思考的话，那么，“新重商主义”的智力就来得残缺了。纸币是可以无限供给的，若是电子货币，连铸币费用都省却了，可以做到近乎无成本地供给。受自然稀缺约束的贵金属，会因人们的储蓄增加而更加自激其流通的稀缺，因而价格会愈发贵重起来，导致对贵金属的财富错觉。而摆脱自然稀缺性的纸币和电子货币，若仅以其储蓄的功能而重，截留的一定是贸易的商品流通，在斯密那古典自由主义的眼中，损害的是财富的持续创造，削减掉国民的幸福。

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凯恩斯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再一次甚嚣尘上起来，而其能否真地拯救世界经济，虽无前功可鉴，但尚可拭目，在此不必赘言，但即便凯恩斯或者即便那些早已声名狼藉的古典重商主义者们，没有一个想象过什么“储备货币”之类的，所有的这些人不过是想象“货币储备”或“黄金储备”。这样，将周小川行长归类于“凯恩斯主义”或“重商主义”，都是对那些认真思考者的栽赃。“学语”这样的成语都是对周小川行长的夸张，还是呀呀学想可能更体贴。对当下高官们的智商，大抵可不惮以最滥来评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