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章诒和文字所想到的

由章诒和文字所想到的


一直以来，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政府都在持之不懈。他们在努力要求德国政府公开纳粹集中营的全部档案。几年前，德国政府有限度地开放了部分档案，但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甚觉不够，而且，即使如此有限，也不是部分地解禁，因为还附加了只有资深人士才能调阅的条件。德国政府所解释的理由是，他们担心完全解禁会彻底披露历史细节，因为内中涉及太多的“犹奸”的告密以及助纣为虐的恶行，所以还是等到那一代和间接牵扯到的下一代人完全故去为好。那些档案文件究竟有多少？据说，排起来有百十公里之长。

犹太人组织对德国政府的此说坚决不屑，辩解说，犹太人们有着宽容和坦荡的情性，“犹奸”不是人所不知的秘密，纵然为人所不齿，但犹太人从来不忌讳，而且更没有清查和揭发，也没有赎罪或忏悔什么的，纵然犹太人对纳粹集中营的屠夫和恶棍做着持之以恒的追捕。

犹太人对“犹奸”的态度，我不胆断定是否与犹太教义有关。然而还是甚至可以说，“犹奸”是犹太民族很久远的传统。若没有那么多的“犹奸”，就不可能有了耶稣，当然也就不会有他的受难和复活。而比起在巴比伦时代的苦难，犹太民族在第三帝国更为不堪，也是“犹奸”最为密集的时期。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一起指认“犹奸”，并追查和惩罚他们的罪孽，猜想起来，并不是件难度太高的事情。

制度罪恶并不能免除个人责任。这样言简意赅的说法，的确难以反驳，但这个说法还是解释不了犹太人对待“犹奸”的情境，然而，却能够走行在今天的中国。这当然是说章诒和“披露”黄苗子“告密”一事。对章诒和的“披露”要打上“引号”，因为那些东西均不是“第一手”资料，且不完整，并未得“证据链”的交互锁定。若以法律严谨来待，没有证据则不能认作“事实”，而没有能交互“证实”的证据，也就是“孤证”，则不得采信。当然，我们不能责难章诒和缺少检察官的精细作风和法官的严谨态度。

章诒和所指，大约当属她的长辈，之所以引发地震似的效应，也全在他们是令当代人仰视的年长或故去的一代。若为同代人，我以为，断不会如此震撼。而若就那一代为话语背景，揣度起来，章诒和的话语资本就不是她本人的阅历，而是隐隐地以章伯均，也就是她父亲为衬托。无意牵扯章伯均的为人与秉性，因为实在知之不多而不可妄言，且说过来，子为父隐也是国人应有的本分。可倘若确实毫无内隐可忧，笔尖也就在自信中不觉地坦荡起来。

而人们还是忘记了历史本应该是更宽银幕的事实。人们每每事先被警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或者事先开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事后常常还是“首恶不办，胁从必问”和“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以“反右”为举，知名的“大右派”通常也就是在内科强制，而无名的“小右派”往往当即就在外科被动了手术。像章伯均这样的极品或精品“右派”，比照而言，大致类似在疗养院里禁闭起来。而那些沦陷在杨显惠的《夹边沟》的，没一位产自都城外，大抵连冯亦代或黄苗子，再抑或“二流堂”跑龙套的伙计都赶不上趟。

曾经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怕“大”，比如大资本家，大官僚，大军阀；就怕“小’，比如小地主，小业主，小土匪等等，命运甚至可若一天一地之差。以大战犯举例来证明历史，他们的命运能说明更多和更真切的史实么？就章伯均而言，简直就可以说，无需风骨就可以很有风骨，当笃定自己必为活化石用作政治展览的标本的时候，风骨未必仅是人格的钙度，何尝会没有脑筋的柔度呢？就此而比，比起拖到外边于乱棍之下的趴爬，鞠一躬的弯度，很难猜度孰高孰低。

一个告密的国度，说直了，就是有着告密的一代。纵然有太多自告奋勇的告密者，难道就真地没有被威逼利诱的奸细么？进而说，若行径必为大是大非，难道到心底必然就非黑即白么？《朗读者》也许试图牵动起另一个逻辑，卑微的虚荣能令一个人于大罪而难悔；在我们这个道德茂盛的国度，不乏因个人私德瑕疵而被权力者狠狠攥得到死心塌地的案例。即令文革之后，所有为自己冤案奔走平反的，近乎全是“政治罪”，又有几个为“道德罪”的牢狱来申冤的呢？

前例并非关乎黄苗子或冯亦代等等，而是试图说明，除了勇气和政治人格之外，致成“告密者”或“卧底”，还有无以为知的各色背景。历史的事实，还有用株连来让你的勇气崩溃，在家庭乃至九族面前，凄悲折弯掉自己的人格，而群坐的手段，甚至因关乎其他别人，直至今天都不能如愿坦荡或独自洗白自己。诚然，那咣咣上口的话语气质，比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两元对立的不三选择，除却渲染节奏化的感性骈丽，又有否引领我们几十年来对那过往时代的理性上彻底反思呢？

读顾准，落泪之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子女永世要为自己的绝情而痛悔。章诒和没有叙述冯亦代的天伦之情，而感动于他的人格上的愧悔。倘若一个时代的公共品性遭受如此折磨而不堪回首，那么，枚举出个性人格或另类处境来彰显正义，无疑，对令众多人屈服的苦难与煎熬是一种冷血，鼓动或迫使社会浓缩起来“圣战者”，也就是伊斯兰的杰哈德们前赴后继的悲壮情怀。

胡适评说那个时代是：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而这仅仅就是自由么？或者就是信仰么？摧毁掉的难道没有人格的尊严么？那么，说党的话，我实在想不出究竟与做党的事，在百步之内差有多远。背叛或出卖朋友，若有时还有个人信仰或价值取向固守的话，背叛自己和出卖自己，则连信仰和价值依据都做了釜底抽薪，而这恰恰是那个时期最庄严的宣誓，即：“改造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回到章诒和。她是否立意一种没有思想的人格呢？这听起来很混沌，若换个表述，比如：没有价值度量的人格，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而问题是，世上真否有没有价值度量的人格呢？或者无需价值度量，乃至反价值或者伪价值度量的人格呢？再直白地比喻说，尺子都是扭曲的时候，被砍刀裁剪出令人格体面的霓裳是极低的小概率事件。

“真相很重要”，且不论章诒和所指是否实为真相，也更且不论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值得辨析的首先就是真相必须完整，在更宽阔的视野中的，连续并簇合在一起的真相。剪切了的情景真相是被编辑的，是艺术化或颠覆视觉的“蒙太奇”。当真相这样地拼合在一起的时候，纵然可能被称作“纪录片”，刷过来的字幕上一定有“导演”的，遑论未必没有主观调动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