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长平言

我为长平言


长平先生作《记住蒋经国》，刊于《南方周末》。说起来惭愧，我没打细看。更主要的是，赶在蒋经国先生百年冥诞之日的文赋，按照国人的传统，不宜一分为二啥的。非要在人家的特殊日子唠叨人家所忌，这大约和踹寡妇门，踢绝户坟的行径差不多。加之自信比较知晓历史，更又听得很多台胞褒扬之词，尤其还大有本原土著人士们的啧啧之表，所以，不读长平先生的文作，自己也能知其欲言之七八。

关于蒋经国，给我印象深的事情，当然还有“江南事件”。但，正是如此锐度的反差，蒋经国先生最后几年的作为才令人震动，令人感动，也令人记忆犹新。所以，可以矫情说，“记住蒋经国”，这有啥庄严的呢？真正难的，我以为是：忘掉蒋经国。但我觉得这根本做不到，也许在目力所及的未来，哪怕把蒋经国比作大陆的省级官员，也太难太难。

有着这个理由，当然不同意长平先生的文态，但我赞同长平先生的文权，而且，长平先生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对于别人根本不重要。不同意长平先生的文态，如同长平先生可能永远不会同意我的语态一样，相互间根本没有强制能力和权力，此外，如同我是好人抑或坏人与他无关一样，他究竟心里暗想什么歹毒，对我也不会有任何伤害，因为想不致害，也不构罪。

更重要的是，长平先生言其所想，或不言其所想，对他很重要，对我也很根本。这就是自由。自由地言说，或自由地不言说，都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权利。尤其是为着自己的尊严，能够不言说，比如那个时代能够不批判刘少奇，能够不批邓，能够不讴歌文革或大跃进，能够不揭发自己的亲友和同事的私下言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地不言说，那也是一副铮铮铁骨，落落身躯。

但过去的历史未能做到这样。我以为，如今能够“不说”，因为我们已经竭力“不说”了。甚至，无所谓爱恨对错，仅仅就是要显摆自己特立独行的人格，仅仅就是因为你说了，所以我就不说，就是不想讨你欢喜，而且是唯一理由，哪怕很是无聊。行不？一个虚名叫“北关”的在《北京日报》发文说，不行！狠狠质问道《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并且追着说：“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揣度别人内心，着实狠极无聊，人家就是腹诽，你“北关”还惦着要南隘不成？假设长平先生根本没有什么由衷可感，就是想恶心恶心“北关”之流，可以不？倘若不可以，当然还要倘若长平先生有惧怕之心，那么，“北关”先生也总要做个事先声明啥的，在或者，在人大通过个法律，将自己恶心的言论名项一一列明禁止，且申明犯禁者必诛啥的吧。

所有大历史式的咒语，比如，历史车轮与螳螂挡臂什么的；比如，高天滚滚寒流急，冻死苍蝇未足奇什么的；再比如，必然胜利与必然失败什么的，绝非虚妄之言，隐含或明示着威胁，乃至嗜血的绞杀，这为以往的历史每每证明。所以，“北关”先生“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的厄言，无论是告诫还是恐吓，即令谦虚些许“恐怕”的谆谆，都透露着人们很已熟悉的狰狞，姚文元或张春桥的奸佞戾气。

长平先生最终会否“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预测这，其实比预测金融风暴还难，因为，人治的本质就是不按法理出牌。“北关”先生若真有这般特异的遥感功能，岂不比毛主还上席？比胡总更书记？说起来，到了奥巴马都当了总统的今天，别看“北关”先生语气森森，去竞选当一把书记，都没心胆吧。再遑论，倒下一长平，还能站起来七八个呢。

历史永远是历史，尽管时偶被说成是小姑娘，被五大三粗地强暴，但历史的真实经验证明，倒下去的只是一道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南墙，曾经声势浩大，似乎要席卷历史的“主义”，如今哪怕羊头狗肉地，也混成孤家寡人了，还惦着南墙下再能倒着成摞成摞的英雄好汉？莫不是太温存自己已经徐婆憔悴的妖娆了吧。

平心说，“北关”先生推崇的话语模式很奇异，记住蒋经国，就必须记住邓小平，记住蒋介石呢，就要记住毛泽东，似乎单只的记忆不足历史份量，非要对虾般地捆捉起来，才能成双地烹饪出生猛真情？若要从宋美龄那里剔起，陈洁如，姚冶诚，毛福梅地下来，又可咋办呢？或者贴上个杨梅大疮，岂不非要搔起滴虫之痒么。难道历史非得这般不正经么？非要这般成双成对儿才能套上安全么？

好吧，就算长平先生精神被严重挫伤，甚至哪怕，长平先生的感情天生地拮据，不足以或者没能力支付成对儿捆绑的人伦大班，可任何人即令有权不买自己经营的品种，也无权斥责别人单只零售，更不得羞恼如长平那样对单只的偏爱，遑论世道上还更有拆开打理的习俗，比如鱼半条，猪半扇，主半席，书半记。

但“北关”先生则更不尽然，他穿着“机关报”的挺括制服，思想的城管，还非要到长平先生的内心去搞拆迁，这才是可怖的。哪怕意识形态如今依旧国家所有，哪怕历史依旧被统购统销，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赖以生命的自留地，不能为权力的猜度而剥夺，因为独立的思想就是人的尊严。为长平张言，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为自己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