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南京》的荒谬与无知

《南京 南京》的荒谬与无知


《南京 南京》这部片子，打死我也不会去看的。即令其导演言称自己试图突破以往的什么什么，可我相信，他什么都突破不了，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他自己受到着的真实禁锢是什么。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说的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即令如此，孟子所言的义战也与今天不合，比如那个时代，弑君与篡权就可以干涉，是正义，而今天则不能也不那么正义。

“泓水之战”是另一个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那时的战争，除出师有名之外，有战争的程序，比如，要宣战，要应战，要定决战之地和之时，要有旌旗鼓号的递进规矩。如果不按这些规矩开战，就是狄夷之劣，为浩浩华夏所不齿。到了战国时代，尤其是纵横家游走天下的时候，诡诈阴险，无情无义，滥杀无辜，过度暴力成为时尚。《孙子兵法》可以说是集战争谋术之大成，以战争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为信条，由此集结了贯穿两千多年的战争文化。

国人的战争观，就是束缚在这个战争文化或战争文明的思维中。如果仅仅用视觉系统浏览历史，不可能比古人得到再多的新知。而麻烦的是，倘若今天的世界不再是古往的世界，倘若我们相信，“二战”之后，尤其是如今，战争文明和战争文化换之一新，那么关于战争观，以当今的战争理念审视当今的战争，还是以当今的战争理念审视过往的战争，抑或还是以过往的战争理念审视当今的战争，也可用过往的战争理念审视过往的战争，那么，如何判断战争是一回事情，而选择什么样的战争观，或者关于战争的理念，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回事情。

没有去看《南京 南京》，是自己的看法有了预设。但观察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反映，会使得对这部电影的判断来得准确客观。电影试图表达什么，未必很重要，重要的是，观众得到的会是什么。人们未必能清楚表达自己的动机，甚至会说谎，而结果不会说谎，动机的效果也不会说谎。电影的表现手法，不过是个包装，为的是让观众投入地接受导演和剧本打算告诉的那些东西；电影的故事也不过是个符号，这些连续起来的，相互间动态呼应的符号，就是观众最终接收的信息，整合起观众的判断。

那么，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历史反差下，在那么多的观后感中，成为中国男人与中国女人的对比，成为中国女人对中国男人的憎恶，或者中国男人对自己的羞辱，在观众自责式的情绪表达里，对懦弱或者无力的谴责，潜意识中，野蛮的兽性倒成为战争的应然。如果电影的逻辑不自洽，观众的理解就会被挫折，不会引发情绪的亢奋。就此而言，这部电影的逻辑，至少是形式上很自洽，很平滑或者很自然。这样，当年在南京发生的那宗骇人的事件，对无辜者的虐杀，对平民和女性的强暴，由此延绵不绝的愤恨或怨恨，就成了对那场战争的诠释。

如果认定那些日本军人就是那般丧失人性，就是那般地畜生，而且这样的行径就是征服者征服之后的必然，那么，我们难以解释，大致相同的，甚至同一个番号和建制的军队，为什么此前此后都未曾再有过如似在南京那样的行径呢？比照“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近乎没有做过太有效的抵抗，日军的付出也很是轻微。除了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和防御部队突然溃散外，就电影让观众所能追索的事由，放到中国任何一座沦陷的城市都适用。然而，如此规模，如此骇人的事件，仅仅发生在南京。

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是当年那场战争中的例外。例外的事件，不仅不足以解释那场战争，也不足理解那场战争，更遑论解释与理解战争中的人，及其人性的高尚与卑劣。倘若在大背景下不能得到得到洽和的解释和理解，而观众在不自觉中试图或者已经按照故事去理解大背景，也就是整个“抗日战争”与“二战”，而且很自信自己得到了极为真切的理解，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在电影极度刺激下，观众思考的焦点被有效转移了。观众所表达的感觉证实了这个逻辑，极度的恐怖，极度的血腥，极度的残暴和活生生的凌辱和悲愤不堪的屈辱，就是《南京 南京》这部电影的一切所在。

“巴丹死亡行军”是另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日本对战争伦理的无视与践踏。当然，人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类似案例，说明当年日本的战争文化或文明中有某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基因，这当然也是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精神诱因。而这样的精神基因，曾经是所有文明和文化过往历史的真实存在，若以白起绝杀四十万赵国战俘算起，曾经层出不穷地延绵至中国当代，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也无论是征服中的残暴还是抵抗中的血腥，中国都算得上出类拔萃。

战争文明与战争文化，或者战争伦理，无疑属于人类的文明，文化和伦理，而且确切且直接关乎到人们的境遇与精神。如果一部利用战争来解说人性，或者试图用人性来解释战争，但绝然无知或摒弃战争的伦理与规则惯例，当然可以断定，其意图是反人性的，虽然其披肩看起来很像人性。如果已经放弃抵抗有建制的军人，躲藏在平民中依旧继续射杀敌人，那么，究竟是赞叹他的顽强？还是为周边的平民揪心？《南京 南京》这部影片得出的感受，显然不能让人将两者兼容到一起。

历史的真实是，对南京的突然撤防，其本质含义就是，南京成为“不设防城市”，为了无尽的平民，放弃抵抗或者选择不抵抗，都是现代战争的文明。“不设防城市”的行政官员，还要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还要与征服者交涉，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保证女性和儿童不受凌辱，要求军人放下和缴出武器。这显然意味着，他的身份和人格要为征服者，占领者承认，并与征服者占领者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这种分明会被视作卖国贼，被指作汉奸的做法，恪守并捍卫着战争文明，也是，甚至更是人的尊严，和正义的尊严。

并非有意苛求历史，苛求人们当时的境况，而是关乎于时下，人们时下的理解和感情诠释。将战争的伦理之罪归因于战争的正义与否，显然会极大伤害自己的智商。这也决定了，为什么在自以为正义的战争中，我说的更可能是国内战争，会毫无忌惮地践踏人伦呢？若由此而推，就可以理解文革，那些以为正义在手的人们，为着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择手段地草菅人命，将敌人和敌人的同情者与合作者，甚至敌人的亲属和关联者，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

从观众的慨言来断，《南京 南京》只是交集在战争实质正义的委屈上，无意于战争的规则正义和伦理正义，将所有这些归结为势强势弱，或者干脆，示强示弱，因循落后就要挨打，或者雪洗昔怨旧恨的情感轨道上，即使是导演津津乐道的“人性发现”，也不过是与其他所有日本军人的滔天罪恶的反差，大致可算作是一件别针，无关宏旨，却显眼地别在黑森森的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