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面，操守与品性，从“邓玉娇案”再思考

脸面，操守与品性，从“邓玉娇案”再思考
李大苗

邓玉娇，邓贵大，“邓玉娇案”两个主要人物的姓氏相同，再想到像巴东县这样人们极为生疏的地方，一开始就觉得有些蹊跷。果然，从巴东警方进一步的案情介绍中看到，该案提及的所有人，都是本土乡人。再多些猜测，兴许邓玉娇和邓贵大还是同族，甚至血缘很近的同族。即令邓贵大不认识邓玉娇，而邓玉娇甚至极有可能认识邓贵大。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邓玉娇绝非风尘中人。稍许有些常识就可以明白，这等行当没有办法在乡里乡亲的环境中营生。若此说可立，就邓贵大而言，听着对方如此乡土的口音也如此乡土的作派，哪怕多么想入非非，这种近乎越一墙之隔的非分，实话讲，这等横行乡里的龌龊，真的太有些太西门庆了。

对中国的底层权力，本来就难有什么让人宽心的想象，若天高皇帝远的偏乡僻壤，尤为如此。因为，稍许有些志气，或稍许有些本事，再或稍许有些想像，早都出外闯世界去了。像野三关这样的乡镇，井瘦水贫，一个低级小吏，再人脉广缘，再有威有福，又能把自己胖出多大个青蛙呢？过往时皇权不下县，猜测起来，不能说没这个道理。底层管理，与其权力自己劣化，还不如乡镇自己自治，倒落得政权自己干净一些。

一个乡镇，巴掌大的地方，加之招商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行当，可在当地一定算是“邓小闲”的美差，再加之自我感觉非凡和对性事有强烈的牲口感，前面的“潘驴”也就能凑足了。王婆啧啧为道，还是称呼不准，比起西门大官人，邓贵大才是货真价实的官人，为霸一方乡土的大官人。这是个规律，但凡在封闭社会自足感充实的官员小吏，就必然出现普遍的西门庆化，这也是当下底层权力的普遍现象。

但，邓贵大还是让我暗暗有些吃惊。就我理解，对风月场所提供的服务不满，官员们会很难去投诉的，而且管下地界太容易招惹麻烦，所以，官员们要么像陈希同那样给自己搞会员制，当然那官要再坐大太多太多；要么就不碰窝边花，跑远些地方去纵乐，要么再或者，干脆包下来，当相好的来使。总之，有邓贵大这样真真敢敢闹台子，砸场子胆力的，还第一次听闻。

我们之所以有所听闻，当然不是邓贵大自己把动静闹大了，而是邓玉娇，那个也就二十多岁的，不谙世间门道的女孩子，让我们知道了邓贵大。如果邓玉娇从了呢？或者跑了呢？我们只能借用机制来猜测，猜测有无数的大小恶吏“潘驴邓小闲”地为霸一方，鱼肉自己的乡里乡亲，恣情纵意，有福有威。当下，尽管网上怒浪滔天，可野三关或者巴东县那里静若以往，足证民情是如何被搞定的。

邓玉娇这几刀，还给我们捅出更没想到的事实。买春，这等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底层官员竟会结伙团购。倘若稍许能觉得有些羞涩，稍许担心为官所不齿，或者干脆说，稍许有些顾忌，同僚们断然不大可能能搭伴一起风流。兴许，正是因为自己被拒，才觉得有失自己的本位脸面，有失荣誉和尊严，会被领导和同仁们拿来调侃，对不起组织披给他的一身威严。

过去被称作“统治人们”，或者如今称作“领导人民”，实际上恰恰就在邓贵大这一权力层，由此开始，越往上越是治吏而非治民。底层权力溃烂或痞化成为普遍现象，说明的是吏治的机制使然，也是吏治本身恶劣和痞化。而本来的设计逻辑呢，权力者是为民众来除害的，可实际呢，邓玉娇倒把权力者给除害了。

既然机制使然，那么可以断定，底层政权的劣质化，或者说痞子化，也许远远超出我们寻常的想象。进而可以推定，倘若邓贵大平时的作派就为周边官吏所不齿，所痛恨，如果正义之气在野三关那里很昂然，邓贵大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镇政府的鼻尖上采风买春的，也就断不会横命在自己的家门口。

西门大官人的命运有两个版本，《水浒》中的，丧命武松的拳下；《金瓶梅》中的，天数会接连给着一个又一个的报应。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如此通达的社会呼应，当然也有市民的快意与文人的绝情有差所致。所以，只要我们关注住邓玉娇，她的命运就不会为幕后的导演任意剪裁，那他也就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正义。

一个邓贵大死了，千万个呢？还在滋润，而且越来越滋润地活着。历史逻辑就是这样吧，人们不认头不行，认头也不行。这如似西门庆，人们用那般地恐怖来吓唬，可是又有哪个西门庆惧怕了呢？没有吧。现在倒好，西门庆找到组织了，做领导了，当干部了，更有了为非作歹的执照，甚至还是领了专利。其实呢，苍蝇本无好坏，问题是制度已然成了藏污纳垢的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