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舆论与法治，“邓玉娇案”又思考

良知，舆论与法治，“邓玉娇案”又思考


有网文称，湖北省派员前往恩施处理“邓玉娇案”。知道这类消息很难核实，而照事实惯例是，上级机关派员指导或直接处置这样的事情无需怀疑。就网上的说词看，人们甚至在翘盼御笔朱批，所以，湖北省派员恩施，也就不大是人们的什么意外。反倒是，倘若始终不派员，无论恩施的抑或湖北的，再抑或北京的，估计起来，倒为人们所热愤。

可说词绝非一边倒。据所见，相当多数的议论，对湖北省派员到恩施一事持不信任，甚至痛斥的态度，其中不乏连北京派员都有怀疑之态。细析，所有坚持邓玉娇无罪者，都以“正当防卫”立言，人们着急见得邓玉娇当下即被宣告无罪，但没有任何人认定，该案应该免除法律程序。显然，绝大多数人明白，自己的这种要求相互矛盾。

之所以有上述相互矛盾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不信任。对巴东县当地权力的不信任，对恩施地方权力的不信任，甚至举例来证明自己对湖北省权力者，乃至更高权力者的不信任。对独立侦查不信任，对联合调查也不信任；对独立司法不信任，对干预司法也不信任；对独立审判不信任，对共同审判还是不信任。总之，无论如何，人们都持以不信任。

不由得想到民众的“青天”情结。所谓“青天”情结，就是基于对制度，对体制，整体的和系统的不信任，包括对行政权力和法律尊严的不信任，故而只得企望一个意外的道德圣人出现，为万民的精神撑起一把打伞。从空间逻辑上讲，道德社会是对法治社会的摒弃，若从时间逻辑上看，社会的道德情结源自，甚至就是，对社会法治的绝望。

所以，有良知的人们就把自己的期望交给有良知的“青天”来打理。如果“青天”出来显灵，那么所有的程序，规则，权限等等，都不消话下；反之，人们对任何程序，规则，权限都抱以强烈的质疑，强烈的不信任。邓玉娇当下被拘留，消息传来，人们多以嗤之以鼻，然没人否认拘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原因就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体系的和整体的不信任。

与“邓玉娇案”同时的是杭州“飚车案”，两个案件的性质当然不同，可两个案件相同之处呢，都是在侦查阶段，都是引起巨大社会关注，都有着对权力当局的极度怀疑，权力当局都有前后不一的公开解释。“飚车案”，呼吁从重从严制裁，道理是，让富家子弟由此不胆于纵意玩忽人命，恣情威胁社会治安。而对“邓玉娇案”呢，我也有如此这样的隐忧，因为明白，权力者惧于更有后人仿邓玉娇而效之。

我当然不以为“邓玉娇案”与“飚车案”能等同可比，所以对邓玉娇这个女孩子有格外的关心。当下，邓玉娇的命运让我顾左右而不适，也置上下而不安，同绝大多数人们的情感和理性一样一样。友人引过那位叫“屠人”的律师博客，意在让我知道人们的关心所切。我并不意外，我坚信，更多人的更认真的关注，有助于邓玉娇获得法律的公正与正义。

而坚信之外，更多的是惶恐，是不安。因为，邓玉娇的境况越来越与法治相抵牾，相切剋。比如，法律要求侦查机关独立办案，不得受外界干预，可我无法想象，若没有外界干预，邓玉娇这女孩子的境遇会如何。即使不从侦查机关的意图做猜测，仅就其能力而言，以“故意杀人”的名义实施“拘留”，就与法理不通。因为侦查机关只负责收集事实证据，没有权力订立罪名。订立罪名是检察机关的责任，确立罪名是法官的责任。

我惶恐的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惶恐。我期待着邓玉娇能按照法律程序，依据法定权限，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受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审判，这样的期待，无非就是意图见证自己对法治的信念和理想。可明明知道，这样的天真对邓玉娇是一种残忍，这样的执着是一种歹毒。对近乎不可能的信念和理想来说，多一个邓玉娇的见证，无非是多上一份活生生的祭品。

邓玉娇的命运，无论叫令我揪心还是令我宽心，无论是令我悲伤还是令我欣慰，我知道，都不是法治的结局，也当然不是法治的正义。网络上下，人们对巴东那里的独立自主办案有着惶惶不安的恐惧，对来自外部的权力干预更有着忧心忡忡的慌张。而这样的心情，我知道，和我自己的情绪就是相互振动的强烈共鸣，

叶公好龙？就是如此才使得我们与旧往的历史形影相吊？才使得我们不能多上哪怕一分的认真与执着？法治与宪法，如似九龙之壁，绚丽而威风，令我们爽神，令权力者爽眼，可无非是挡出宫闱的最大，最豪华的摆设，所以，注定了我们今世都是叶公，这不舍于怀的情结，也是不释于手的死结，每每惦想到它，自己脆弱的良心就被勒得死去活来。